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丹頓 (Robert Darnton)教授2015年從哈佛館長退休，仍然繼續研究，致力於書籍史，2018年出版<<法國文學之旅：法國大革命前的書籍世界>>(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)，從18世紀的法國革命前夕，藉由一位書籍銷售員的推銷漫遊路徑，考察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書籍世界，並從圖書出版、發行、銷售和閱讀的現象，指出法國革命除了追尋自由，革命的力量從閱讀的行銷排行榜可以一窺一二。
本書的簡介就很迷人："在革命前幾年，法國的出版業是一個生動的，有時還是粗暴的活動，因為出版商和印刷商爭相處理（如果可能的話，逃避）改變審查法和稅收法規，以迎合閱讀公眾對各種書籍的興趣，來自著名的百科全書、理性和知識的存儲庫、醜聞誹謗和色情內容。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員羅伯特·丹頓使用他獨家獲取的大量文件 - 來自作者、出版商、印刷商、造紙廠、類型創始人、油墨製造商、走私者、貨車司機、倉庫管理員和會計師的信件和文件 - 涉及瑞士小鎮納沙泰爾出版社，將這個世界變為現實。與法國周邊的其他地方一樣，瑞士是盜版的溫床，仔細監控對某些類型書籍的需求並找到實現它的方法。特別關注Jean-FrançoisFavarger的日記，他是一家瑞士公司的旅行銷售代表，他的1778年旅行，騎馬和步行，在法國各地訪問書店和更新訂戶構成了故事的主旨。
<<法國文學之旅>>就是這樣一本書。丹頓捕捉到了喧囂、流浪漢喜劇，以及銷售員Favarger在書籍旅行的偶然風險，並在此過程中為法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提供了一種引人入勝，身臨其境且令人難忘的書籍文化敘事。"
2018年出版周刊(Publisher's Weekly)專訪的這篇報導，敘述了這位書籍史學研究者研究的來龍去脈，很好看。原來研究者的資料，有時真的是無意間的發現！！
丹頓還經營一個法國文學之旅網站：法國和歐洲法語系的出版和書籍貿易，1769-1789 (Publishing and the Book Trade in France and Francophone Europe, 1769-1789)
這個網站提供了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探索書籍世界的機會。它匯集了來自法國印刷品協會（SociéténypographiquedeNeuchâtel）的大量檔案材料，這是一家出版商和批發商，從1769年到1789年為法國各地提供各種書籍。 透過鏈接追踪線索，使用者可以追蹤城鎮、書商，以及文學的供需關係和之間的交流，還可以研究出版策略、盜版、走私、航運、書商作為文化中介的角色，以及全國範圍內的暢銷書的模式。該網站也匯集了大量有關作家和寫作的資訊：來自巴黎警察檔案的作者的500份報告，1748-1753，以及Jacques-Pierre Brissot撰寫的185封信件，Brissot作為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，在1780年代的作家生涯達到高峰。
#難怪歷朝歷代的掌權者都要控制言論和出版自由。看看法國大革命前，法國人都在流行閱讀甚麼...。丹頓的書籍史研究，真是一枝好筆、好頭腦、找到有趣的切入點的歷史研究！
無獨有偶
<<書籍的秩序>>作者侯瑞 夏提葉(Roger Chartier) 也提出來閱讀革命是法國大革命誘因之一，他在1991年出版《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》( Chartier, Roger. (1991).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. Duke University Press. 238 pages)指出：
"1789年7月14日，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近代史上規模最大、最徹底的革命。然而，對於這場革命的起因，究竟是經濟因素、政治因素、或是印刷術引起的思想因素等，一直沒有定論，例如1933年法國學者丹尼埃爾·莫爾內著作《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》，認為思想啟蒙與革命有必然關聯，是「思想觀念引起了法國大革命」，侯瑞夏提葉在1991年出版《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》一書，從啟蒙思想與革命關係、公眾輿論、王權衰落等方面重新梳理大革命的文化起源，夏提葉指出，印刷技術的發展，從而引起書籍和閱讀的變化，是「大革命」一個重要誘因。
在《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》中，夏提葉認為文化社會學是一種更合適的研究途徑，因為最有力、非凡的思想變革，在尚未形成清晰思想之前，往往是信仰和情感的變化，發生於集體思想、行為之前，主張以「文化」代替「思想」，因此他透過研究大革命的「文化起源」，以便辨明發生變化的前提條件。夏提葉經過研究推斷：文化轉變改變了法國人的行為和思想模式。
夏提葉指出法國大革命前，法國圖書出版審查制度很嚴格，當時，哲學書籍與色情淫穢書、政治諷刺書刊都一律被視為禁書，但卻無法禁絕。從統治者的觀點看來，維持穩定、神聖是重要的管理手段，哲學書和色情書刊明顯褻瀆神聖、腐蝕價值，而去神聖化閱讀尤其會鼓勵人們發展出來批判的意識，哲學書刊成為當權者的首要禁書類型。在當時，包括伏爾泰、盧梭、霍爾巴赫、狄德羅、愛爾維修等都有著作被禁，例如1770年代初出版的《哲理小說與故事集》、《論百科全書問題》等。夏提葉指出由於哲學書大規模傳播擴散，破壞了君主制度賴以立基的神聖性，使法國人認為自己是專橫政權的受害者，從而產生批判和革命意識。「因此，哲學書籍，不論其意圖如何，對舊制度構成『意識形態侵蝕』，從而為革命裂變鋪平了道路。」但是是哲學書籍造成法國大革命嗎？夏提葉認為不是書籍，而是閱讀行為誘發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。
夏提葉指出， “當閱讀滲透到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，閱讀就失去了長期以來的神聖感。讀者與書籍建立新的關係，讀者不再敬服權威，而不斷被新鮮事物、觀點所打動，不再輕易地信服和擁護，而這讓法國人對舊體制產生牴觸，發展出批判的態度，並有了從舊根基中解放出來的慾望。”
另外一個有趣的觀點是，夏提葉指出當時新興的職業作家被視為靈魂骯髒「以寫作為生，或試圖這麼做，對於任何作家來說都不值，因為這通常意味著出身貧賤、靈魂骯髒和才疏學淺。」當時的職業作家被視為靈魂骯髒，實在是很嚴重的指控，不過也意味著不論為經濟收入，或是為理念之爭、不平則鳴，當時的寫作人口一定大為增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