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資訊之國看台灣:民眾何時才能真正取回自己的「健康資訊自主權」?
你一定也遇過這種狀況:
最近一位朋友的親身經歷,去大醫院健檢或看診,旁邊有志工熱心指導填寫線上同意書,裡面有一份是同意醫療資訊上網,朋友因為注重隱私特意略過不勾,志工立刻在後面補一句:「大家都這樣勾喔」、「不勾可能影響後續流程...」。在時間壓力和資訊不對等下,朋友最後還是妥協了。
事後回想,充滿懊惱與被強迫感。
這不是單一醫院的問題,而是台灣數位醫療體系下,最諷刺的結構矛盾:法律上,我們被承諾擁有「資訊自主權」;但實務上,我們只是被制度推著走的「資料難民」。
醫療現場的黑盒子:形式上尊重,實質上弱化
在 AI、大數據和精準醫療引領風潮的今天,健康資料被譽為「新石油」。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:我的健康資訊,究竟屬於誰?
台灣目前的醫療治理,帶著濃厚的「機構中心思維」。正如同過去帶著一個高度中風的病人,每隔28天(四周)就得奔波轉院。當我們需要調閱自己的完整病歷時,得分別向不同醫院申請、付費、傻傻等待,完全沒有金融資產那種「即時存取、跨院整合」的便利性。
在數位醫療的世界裡,民眾雖然是「資料的源頭」,卻從未成為「治理的主體」,政府和大型機構集中管理了龐大的健保與研究資料。
憲判字第 13 號:大法官敲響的警鐘
這個盲點,在憲法法庭 111 年「憲判字第 13 號」(健保資料庫案)中有大法官明確指出:在大數據與 AI 時代,去識別化的資料依然有被重新識別的可能!
過去政府總認為:「資料只要『去識別化』(隱匿姓名),拿去二次利用做研究就沒問題了。」但是,這項判決的指標意義在於:健康資料治理,不是純粹的「技術問題」,而是「民主治理與基本權保障」的問題。
向國際學習:至少三種社會選擇
《資訊之國:美國資訊政策250年》一書曾說:「資訊政策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選擇。」看看美、歐、日怎麼選:
🇪🇺 歐洲模式(以基本權為核心):
透過 GDPR 與《歐洲健康資料空間》(EHDS),強調民眾對資料的知情、刪除與「可攜權」。核心思維是:人民必須對自身資料有持續控制的能力。
🇺🇸 美國模式(以創新與專業治理為核心):
透過 HIPAA 法案,規範醫療機構與研究單位的義務。他們給予產業極大的研究彈性,雖然民眾相對被動,但機構責任劃分得清清楚楚。
🇯🇵 日本模式(以社會協商建立信任):
透過《次世代醫療基盤法》,一邊推動匿名加工利用,一邊花大量精力做社會溝通、倫理審查,降低大眾疑慮。
那麼台灣呢?我們剛好卡在最尷尬的交界點?
我們的法律宣示學歐洲,高喊隱私與自主;但骨子裡的治理模式卻保留了威權時期的集中管理。結果就是:既缺乏美國式的產業創新彈性、也沒建立起日本式的社會信任,更沒落實歐洲式的公民賦權。
從「資料客體」走向「治理主體」的建議
「資訊政策是一種選擇」!不能一邊享受 AI 精準醫療的創新果實,一邊卻假裝民眾的自主權不需要同步升級。過去,民眾可能帶著一個高度中風的病人,每隔 28 天就得奔波轉院;在未來的數位世界裡,我們不該再讓人民淪為集體失語的「資料難民」。
要打破這個困局,體制必須打造真正的個人入口: 讓民眾能像查網銀一樣,安全、便利地查閱、下載並跨院「攜帶」自己的健康資料。
同時推動制度化的社會協商: 讓公民團體、病患權益團體與醫療機構共同參與資料治理,而不是由行政體系一隻手抓,並建立透明的分層治理: 換言之,在個人層級強化控制權,研究層級建立透明審查,國家層級落實法律授權與獨立監督。
結語:資訊治理即是民主治理
美國250年的資訊政策歷史告訴我們,任何時代的資訊政策,表面上是技術與法律條文,骨子裡是權力的縮影,決定資訊究竟是鞏固機構權力的工具,還是賦能公民的利器。
資訊自主權不該只是停留在憲法判決書裡的抽象概念,它必須變成老百姓在醫院現場能具體操作的權利。只有當民眾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健康資料、決定它的去向時,一個個國家才能在資訊時代,成為真正尊重公民自主與自由的成熟民主社會。
作為民眾,我們也要學得夠快,才能覺察,才能參與政策的選擇。
健康資訊自主掌控權的政策選擇,非常令人期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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